红高粱作为《红高粱家族》的第一部分，整体以胶平公路的伏击战为主线，其间以意识流的结构穿插着回忆，使人不断联想在这片高粱地里发生的故事。叙述主体在“我”“父亲”“爷爷”“奶奶”之间自由转换。看似凌乱的剧情发展够成了意识流叙述风格的特色。
在山东高密县东北乡一带，生活着一群有血性的人种。有个叫戴凤莲的女子，该当要出嫁的年龄了，爱财的爹妈将她许配给烧酒作坊单家做媳妇。哪知单家之子患有不治之症麻风病，流脓血淌黄水谁嫁他谁就毁了。轿子头余占鳌实际上是土匪头子，也许是出于拯救戴凤莲的目的，在她嫁到单家没两天，他就将单家父子杀了，并在高粱地里要了她。
戴凤莲留住准备散伙的长工们，成了烧酒作坊的新主人。为头的罗汉大叔，继续主事。他还负责饲养东家的两头大黑骡子。
日本人说来就来。进村抓民为他们修公路，刘罗汉与骡子一齐被抓去。公路横跨墨水河，河上原木桥不行了，不能够载重汽车，要修石桥。罗汉大叔搬石块过程中遭遇监工毒打，产生逃跑念头。夜间本已成功脱逃，因要一同解救出骡子而再次被捉。日本人将刘罗汉剥皮示众，激起民愤。
一民女喜欢上余司令下属任副官，前往找他时误入余司令叔父处，并遭其强奸。任副官以离任相要挟，要求正法余大牙。千兵易聚，一将难求。余司令为严肃军纪，挥泪斩叔。
“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小说集中笔力，讲述一次抗击日军的伏击战的经过。余占鳌率部队在公路两侧的高粱地里埋伏，准备狙击从桥上经过的日本人的汽车队，为罗汉大叔报仇。戴凤莲亲自为部队战士送饭，途中被前来的鬼子枪弹击中。余占鳌与敌人激战，烧了敌人汽车，击毙鬼子一少将，双方伤亡惨重。戴凤莲血洒高粱地，成为抗日烈士。
作者着重歌颂一群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群。“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他们之中，有余占鳌，有刘罗汉，也有戴凤莲。
戴凤莲在弥留之际，有一段对生命的留恋和热爱的话：“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向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美丽的世界。
莫名其妙的有很多感触，却不明白来自哪里，因为触目惊心的赤裸的战争描述，还是离我遥远却感觉似曾相识的高密乡的味道。或者，这些我根本没有懂得，或许我什么也没有从这本书得来，但是，内心总有那么一点抽搐。我会想象着静静的躺在高粱地里，嗅着黑土地的芬芳，听着烈风拂过高粱头颅的瑟瑟之声，还有渗透在空气里甘冽的高粱酒的醇香。抹去眼里的那份聪明伶俐，摘下头上的家兔耳朵，纯粹的沉浸在这片高粱地里，浸泡在浓浓的高粱酒香里。
读罢莫言的《红高粱》，脑子里便是那高粱的海洋，在八月的深秋里，一片血红，无边无际。红色是富有生命力的颜色。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构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看，小说取材于作者家乡的抗日生活，写作目的也很明确。在小说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地描述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梁地红成洋的血海，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着活剐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没，有英勇的伏击。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之后有人惊叹地评价，《红高粱》把抗日题材“拖出了困海”。不仅仅如此，《红高梁》还为我国当代的“战争文学”拓出了一条新路。
《红高粱》中充满对于人的个性和生命强力的热烈赞美。莫言在写作《红高粱》时就痛感现代都市中人性的龌龊和生命力的萎缩，转而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上发现爷爷、奶奶们那种强悍的个性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朴素坦荡的生活方式。这种现实人生与过往历史的交流，使过往民间世界中所蕴含的精神转化为当代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其人格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感性丰盈、生命鲜活的艺术形象。崇尚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莫言《红高粱》的主题，这个生命主题会使我们想到西方近代以来的生命哲学，个性是尼采那种高蹈的生命意志。
在那里，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能够透过其所描述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们赖于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那里是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显然超越了其题材所固有的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观念的含义，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关于生命力的寓意。与此主题相关，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种由正统礼貌观念所认定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人群。在《红高粱》中，参与那场英勇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人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站在正统的文化立场上看，这些人是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大大僭越了礼貌的成规。他们随意野合、杀人越货、行为放荡、无所顾忌，是未被礼貌所驯化的野蛮族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生命力的破坏性因素。莫言赋予这种破坏性和生命强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酒神精神”，透露了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
读罢莫言的《红高粱》，脑子里便是那高粱的海洋，在八月的深秋里，一片血红，无边无际。
红高粱的生命力在于那一抹跃动的红色。是的，红色是富有生命力的颜色。著名导演张艺谋在他多部作品中都曾极力渲染这种惹人的颜色，也许这一切都源自他的成名作《红高粱》。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的“奶奶”。在莫言笔下，“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子。“奶奶”绝望了，置诸死地而后生，她不顾一切，顺从地理解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一切。小说运用大胆的笔触，描述了这激情亢奋的场面。一个是拦路劫匪，身强力壮，之后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欲望之火奔腾不已的妙龄女子，在那个一切旧的事物虽然高悬人们的头顶却已经摇摇欲坠的时代，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彼此契合，传统的封建伦理和道德在他们面前荡然无存，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粱一般通红的性格也由此成形。“奶奶”这一形象，完全背离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三从四德，而是一个自由，洒脱，热情，豪迈的象征符号。有人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其实，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传统社会的底层，尤其在我国北方广大农村，至今依稀可见一种具有原始意味，与传统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视情爱为人之本性。或许这源自他们敢作敢为，敢爱敢恨，恩怨分明的性格特征。“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些许特征。
小说中一幅幅独特的视觉画面冲击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壁垒。无边无际恍如血海的红高粱，刘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活剥后仍然痛骂不休的令人颤栗的场面以及奶奶临死前对天理的种种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无一不是充满激情的感观描述。莫言的感观与众不同，他把传统伦理的教条抛诸脑后，完全融入到中国北方那片荒凉原始的土地，用生命最原始的张力和活力构成一幅幅特殊的画卷来诠释我国民俗文化的特征。为恰当地表现这一心态，莫言的小说总是习惯以“童年视角”铺展开来。《红高粱》就是以十四岁的豆官的记忆作为线索，另加上“我”的补充组合而成的。因此，这部小说也就在文学的殿堂中熠熠生辉，并且在乡土文学领域中开拓出了传统笔法之外的另一片广阔天空。
《红高粱》的作者毫不吝惜自己对中国民间价值的认同，强健的体魄，豪迈的性情，轻生重义的品质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相比之下他经常对现代礼貌都市的丑陋与卑鄙表示愤慨。莫言在《红高粱》的题尾中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孝子孙，我愿扒出我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小说中“我”的爷爷余占鳌并非是一位为了民族大义革命信念而抗击日本人侵略的传统式大英雄。他只是单纯的为了替死去的生命复仇，为了让生命能够继续延续奋起反抗。而“我”的奶奶临死前仰天对一生的感悟更像是一场华丽的赞美诗。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尊重生命本质的人文情怀，小说红高粱感动无数的读者，指引人们如何正确审视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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