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 [7][4]的《洼地上的“战役”》写于1953年11月。
这是作者到朝鲜战场，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写就的。小说着力塑造了年轻战士王应洪的形象，他恪守军人职责，对人非常憨直。
作者还以大量笔墨写到了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悲剧性的爱情。在处理这种个人情感和部队纪律的矛盾冲突时，作者基本上止于对爱国主义、军人职责的强调，而并未能够深入探讨人对个体情感捍卫的正当性、人为集体利益放弃个体价值时的复杂内心世界。
王应洪过于单纯地认定了自己情感的非法性，这篇小说在揭示人物内心的搏斗以刻划人性的复杂这一方面，与路翎以往的作品相比其实是倒退了。 尽管如此，这篇小说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方面仍是同期作品难以比拟的。
王应洪的内心活动以及他和金圣姬相处时的言行、神态描写是小说中写得最好的文字。在班长找他谈话后，他首先苦恼的问题便是“明天一早起来替不替老大娘挑水呢？他想，不挑算了，为什么要叫人误会呢？”王应洪的可爱在于他不是一个光想着自己的人，所以当他“看见了灯光下的老大娘的疲劳的脸和花白的头发，她正在推着磨子，艰难地耸动着她的瘦削的肩膀；而从屋子里面，则传来了劈拍劈拍的单调的声音——金圣姬姑娘在打草袋”，他的内心便十分懊恼： “我是清清自白的，我哪一点也没有错，为什么要这么不相信我呀！”最终他的责任感告诉他：“不挑对不起人！坚决要挑！” 作者在对王应洪和金圣姬交往中的微妙心理进行描写时不仅仅注重他身上革命性的一面，也极欣赏他作为一名大男孩面对异性爱情的慌张、甜蜜感情的涌现，小说写出了王应洪内心的复杂，那就是：作为一名服役军人他觉得姑娘的求爱给他带来了烦恼，但年轻人特有的对感情的需求又使他内心深处有点喜欢姑娘的行为。
作者以此作为血肉丰满了革命战士刚硬的骨架。这样的书写就突破了革命战士只有面对敌人的英勇，只有铁的纪律，却少有常人的情感这样一种僵硬的模式。
赋予革命军人以人情味，甚至于写他们由此而生的一些弱点，使小说生动了起来。这些英雄也正因有了这样一种人情味，他们对一切维护人道的行为才格外拥护，而且这也使他们和普通大众有了相通之处，使得革命英雄人物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神，而是从广大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一部分人。
然而在1953年9-10月召开的中国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已提出要塑造英雄人物形象，要突出地写他们的光辉品质，忽略他们的缺点。特别是当时儿女之情、亲情、一切非阶级关系的感情都被视作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形式，是被当作人的弱点需要克服的，这就可想《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的命运了。
这篇小说连同作者的另两篇反映部队生活的小说《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被批判为“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洼地上的战役》被指责为“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 ‘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
批评者指出，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无论怎样描写王应洪的勇敢和自我牺牲，描写王应洪牺牲以后金圣姬的坚毅和自持，但是由于作者立脚在个人温情主义上，用大力来渲染个人和集体——爱情和纪律的矛盾，前者并且战胜后者的结果，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金圣姬心灵上的创伤，无法改变在战争中丧失了个人幸福，而军队的每一个成员的理想和幸福对立起来的描写，是歪曲了士兵们的真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也是不能鼓舞人们勇敢前进，不能激发人们对战争胜利的坚强信心，不能照亮王应洪和他的战友，以及青年读者们的前进道路的。” [8][5]这就否定了小说中流露出的对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同情，而今天读来，它却是最打动我们的地方。
由此看来，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还是要反映出人的普遍情感形式来，哪怕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发表时受到批判，或者被埋没，只要它的这种反映是生动的，深入的，经历时间的洗汰，它终将得到认可。
信仰能改变什么
文/梦里诗书
如果没有真实色彩的基色，那么其实《血战钢锯岭》看起来更像是一部以战争为引夸张的布教电影，但一切因其真实而不同，那源于信仰的坚守在修罗鼻地狱中诞生的生命奇迹，不仅对反战以深刻的着点，更作出了对信仰真挚的诠释。
一个不愿拿枪上战场的士兵却在战后荣获荣誉勋章的故事，乍听起来不经令人感觉尤为荒诞，但梅尔·吉布森却以此为切入，将那段本已被尘封于历史的传奇，化作了这部感人至深的《血战钢锯岭》。因出于对宗教虔诚的信仰和过往所留下的阴影，电影的主人公戴斯蒙德·道斯拒绝触碰任何武器，却又因对祖国的一腔热血报名参军，遇上了这样的士兵，相信所有人都会如电影中他的上司那样啼笑皆非，在软硬兼施劝其离开军队无果后，也只能让他作为一名如其所愿的医疗兵上了战场。
就前段铺垫来说，电影为了营造亲情、爱情、友情，又要突显男主戴斯蒙德信仰的坚定，不免耗费了过多的时间，使观感上稍显冗长，但随着战争的来临，透过登陆冲绳时看着败阵下来的残军到直面战争的作战，电影也开始发力，步步为营的将战争的残酷无情以极佳的渲染，一部好的战争佳作，永远不在于有着多么宏大的场面，更不是让人去热血沸腾，而恰正如这部电影所呈现的观感，为人如坐针毡感受着在战争面前个人的渺小与人性的泯灭，而这时的戴斯蒙德宛若一道微弱却又永不熄灭的微光，照亮驱散已战争的阴霾。
真实的奇迹远比电影本身来的更为震撼，当不经令人质疑于一个并非刀枪不入的血肉之躯如何穿梭自如于战场，挽救着一个又一个生命时，翻开历史的真相戴斯蒙德所挽救的生命甚远比电影中报出的数字还要更多，正是这种真实和梅尔·吉布森对于这一故事出色的还原，使电影所塑造的并不再是何般主旋律化的美式英雄，亦远非仅止步于宗教的范畴，电影的意义更远超于梅尔·吉布森昔日的《勇敢的心》，对生命的尊崇与敬畏，构筑了其最为有力的深度。
信仰能改变什么？即便在今日看来，源于宗教的信仰，其实尚远不能阻挡战争惨剧的发生，但当电影结尾处，在已然年迈真实的戴斯蒙德·道斯身上，依然可以看到他对信仰的执念，让人感概或许信仰的力量并不能照亮整个世界的阴暗，但其却能完成个体灵魂的升华，愿战争不起，和平永固。
汀泗桥镇是当时粤汉铁路线上的一个小镇，当年的汀泗桥镇以汀泗河为界，河西属蒲圻县，河东属咸宁县，解放后为了便于市政建设和管理统一划归咸宁县管理。
汀泗桥镇是咸宁的南大门，也是通往武汉的必经要隘，镇东有一片比较陡峭和起伏连绵的山岗，其中最高的一座山名叫塔脑山，敌军的阵地就设在这片山岗之上。汀泗河蜿转曲折自西南向北斜穿汀泗桥镇，沿山岗西脚流过，时逢大水，全镇三面均被洪水包围，水深港阔，甚至街道部分路面亦被洪水淹没，人要通过尚需涉水而行，这样就为敌军阵地西面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这里可以通向敌军阵地的仅有自西向东北之粤汉铁路的一座铁桥，但又被敌人的火力严密封锁，难以逾越。在敌人阵地，汀泗河流经这里，当时因涨洪水，也是一片汪洋，这一形势又成为敌军阵地北面之屏障。
但在敌人阵地之东南两面，地势较高，并未淹水，尽管敌军有居高临下之便，北伐军需要冒仰攻之险，但毕竟无隔水之难，北伐军还是可以在此布阵向敌人发起进攻。所以说就敌军的阵地而言并非三面环水，以往的一些史书均把汀泗桥镇的三面环水与敌军阵地也是否三面环水混为一谈实属误解。
不过，敌军阵地虽然不是三面环水，但是其阵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堪称天险，这是不容置疑的。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或简称瓜岛战役，行动代号为瞭望台行动，是同盟国部队（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中，于1942年8月7日和1943年2月9日期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周围的岛屿进行的战役。这是盟军战略计划的一部分，以保护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运输航线，也是盟军在太平洋反攻的开始。这是在科科达小径战役实施数个月后，盟军对日本实施的第2个主要攻势。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以美军小型登陆战为开始，随后日军为夺回岛屿而逐次增兵，并在海上、陆地、空中展开了空前的争夺，从而演化成了日本与盟军的决战。双方历时半年多的争夺，均损耗了大量的战舰、飞机，而日本的人员伤亡也远超美军。最终，日本因无力进行消耗作战，而选择撤军。美军最终完全占据瓜岛，尔后夺取了所罗门群岛，最终是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美军因此开始进行战略反攻。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继中途岛战役之后日本的再次失败，也是日本从战略优势走向劣势的转折点，从世界范围来看，1942年底盟军在瓜岛的反攻和胜利，与同时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阿拉曼战役一起，成为同盟国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开始。
在看过《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进攻以后，对我产生了很大的感触，为什么赵章能为了他人舍弃自己的生命呢？是什么让他为了祖国纵横沙场？又是什么让他为了取得胜利而不顾一切？
虽然赵章最后还是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但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每一中国人的心中。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象赵章是为了实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牺牲的，是为了中国的崛起而牺牲的，他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他的死是光荣的，是有意义的，就该重于泰山，就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正因为这样，他的光荣事迹才被拍成电影，拍成电视剧广为传诵，他那不畏牺牲的精神也会被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流传下去。
看了这部电影，我想对他说：赵章，谢谢你，是你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是你给了我启发，是你，让我学会了坚强，也是你，让我学会了如果跟其他人友好相处。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相信，有你做我们的榜样，祖国的明天一定会五彩缤纷，一定会神采飞扬，一定会更加的繁荣昌盛，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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